“85后”阿偉自2021年春節(jié)被迫裁員回家后,也成為了“候鳥打工人”——工廠臨時工,幾個月一換,全國各地奔波。
今年5月份,第一財經(jīng)記者采訪了阿偉,那時的他因春節(jié)前被迫“裁員”后,幾次進廠都不順利。5月18日,跟隨勞務派遣中介從老家去了深圳某電子煙廠面試,但最終因人數(shù)招滿而再次返鄉(xiāng)。
(相關資料圖)
改革開放之后,內地向東部沿海地區(qū)源源不斷輸送了一批批工人。據(jù)國家統(tǒng)計局數(shù)據(jù),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約2.93億人,比上年增加691萬人,增長2.4%。阿偉就是打工大潮中的一員,但在多重因素影響下,諸如阿偉這類農民工下崗再就業(yè)問題漸顯。近日,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、國家發(fā)展改革委等五部門公布《關于進一步支持農民工就業(yè)創(chuàng)業(yè)的實施意見》,明確促進農民工及脫貧人口就業(yè)創(chuàng)業(yè)的政策措施,以穩(wěn)定就業(yè)大局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(xiāng)村振興有效銜接。
進入12月,第一財經(jīng)記者繼續(xù)回訪阿偉,并且采訪了多位在制造業(yè)工廠生產(chǎn)一線的“候鳥打工人”和一位回鄉(xiāng)創(chuàng)業(yè)的工廠老板,聽他們傾訴制造業(yè)流水線上的“去留”故事。
阿偉:至少年底回家有個交代
5月20日下午4點,阿偉得知他報名的深圳某電子煙廠已招滿。介紹他進廠的中介領著剩余的二十多個進廠未成的工人,暫時來到工廠附近的旅社休息。
自從2021年春節(jié)下崗在家,阿偉已經(jīng)有4個月沒有收入,其間跟著勞務中介去了好幾個廠,但最終因人數(shù)已招滿而進廠無果。
“房貸怎么辦呢,每個月的房貸遲一天給都不行啊。”阿偉母親說。對于阿偉的失業(yè),家里最著急的莫過于他母親。
每月的房貸也迫使阿偉一次次相信中介,跟隨著他們奔赴全國各地的工廠應聘。阿偉稱,“不靠中介介紹,我們更進不了廠。”
在進電子煙廠失敗后,中介又接連帶他們去了其他幾個廠報名,但不是已滿員就是低工價,最終無果。
5月底,阿偉跟著中介的大巴車,又回到了老家。
“我們也沒辦法,不能全怪中介,今年工廠事情不好做,大家都知道。”阿偉說道。除了耽誤了幾天時間,阿偉夫妻這趟出門,還搭上了來回的800元車費。
回家后,阿偉并沒有回鄉(xiāng)下,兩夫妻在縣城的新房住著,方便和中介保持聯(lián)系。
一直到8月,阿偉才順利進廠。
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,阿偉告訴第一財經(jīng)記者,“今天剛辦好了入職手續(xù),工價和崗位還可以,就是中介安排的宿舍離廠里比較遠,早上需要乘坐近40分鐘廠車才能到。還聽說這個廠現(xiàn)在加班多,干三個月如果不走的話,還有機會轉正。”
據(jù)阿偉后面介紹,這次進的是廈門一個小家電廠,主要生產(chǎn)電動牙刷、咖啡機、小電飯煲等。他所在的流水線主要工作內容是打螺絲,18元/小時,下半年加班多,一天能做15個小時。而他老婆則在另一條包裝流水線,薪資和上班時間一樣。
10月份,阿偉說,“上個月我們倆加起來收入有1.4萬,我媽聽到后,可開心了。”
在了解后得知,阿偉的工作并不輕松。11月,第一財經(jīng)記者試著多次聯(lián)系阿偉,幾次都是在午飯和晚飯期間得到了簡短的回復,由此零星拼湊出他上班的具體情況:每天早上,阿偉夫妻5點起床,洗漱、做早飯,大概5點40分出門乘坐廠車去廠里。6點半到廠里,換廠服、打卡,7點開始正式上班。阿偉所在的流水線是中午11點半吃飯,12點阿偉又回到工位上,繼續(xù)下午的活兒。晚上是5點半吃飯,6點上晚班,直到晚上9點下班,回到宿舍時差不多是晚上10點鐘。阿偉偶爾吃些宵夜,晚上下班洗漱后做些家務,一般到晚上11點半睡覺。訂單多的情況下,一個月休息3天。
“廠里包吃住,我們夫妻單獨租了一間房子,400元/月,中介補貼200元,所以我們基本上每月的工資都能存起來了,再加上現(xiàn)在每天加班,也沒時間消費。”阿偉說道,“廠里上班就是這樣,我們都是靠時間長來換取更多的工資。”
11月中旬,阿偉在廠里上班滿了3個月。12月,記者再次問及阿偉是否已轉正,他表示,廠里還沒有發(fā)轉正通知,現(xiàn)在廠里還有活兒干,愿意做的可以繼續(xù)做,不愿意做的也可以辭工回家。“我們還是先干著吧,轉正后工價17元/小時,但是會繳社保,節(jié)假日的福利好一些,其他的沒啥了。要是廠里接收我們轉正,到時再商量看看;如果不接收的話,干到年底就辭工回家。”阿偉說道。
但對于明年的去處,阿偉心里沒底。從8月進廠,阿偉夫妻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收到了近4萬的工資。“年底回家,至少有個交代了。”阿偉說道。
夏蘭:今年進了4個廠
70后的夏蘭也屬于“候鳥打工人”一族。
到12月,夏蘭在浙江某堅果廠上班已經(jīng)有2個月了。據(jù)夏蘭介紹,10月初,與老鄉(xiāng)來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個堅果加工工廠上班。按照國內的促銷時間,“雙十一”和“雙十二”正是這個工廠的出貨旺季,為提前備貨,10月份工廠共招了五六十名臨時工。
“這個廠不大,一百多名工人,其中有五十多人是臨時工。最近剛剛趕完了‘雙十二’的產(chǎn)品,現(xiàn)在加班沒那么多了,我們也準備回家過年了。”夏蘭向第一財經(jīng)記者說道。
按照此前趕工的時間算,夏蘭每天8點上班,晚上12點下班,中間僅有1個小時吃飯。上班時間是白天和晚上兩班倒,每個星期換一次。“現(xiàn)在沒那么多活兒了,晚上六七點就下班,就忙了不到2個月。”夏蘭說,自己已經(jīng)上了50歲,工價高的工廠進不去,只希望多加點班。這個廠的工價是15元/時,加班多的月份一個月能有6000元的收入。
這還不是夏蘭進過的工價最低的廠。據(jù)她回憶,之前在廣東惠州的玩具廠,工價才13元/時。
今年剛剛50歲的夏蘭并不是一直都在廠里上班。疫情之后,夏蘭在老家的雜貨店生意愈加不行,家里兩個孩子還在上大學,堅持一年后,夏蘭關閉了開了十幾年的雜貨店,也加入了打工大潮。
幾乎沒有外出旅游過的夏蘭,經(jīng)過這兩年在不同地方進廠,已經(jīng)去過全國十來個城市了。“湖北仙桃,浙江杭州、寧波,江蘇蘇州、南通,上海,北京,福建廈門、莆田,廣東深圳、韶關、惠州、中山……數(shù)都數(shù)不清了,去過太多地方了。”夏蘭說道,緊接著她發(fā)來一張去年9月份在北京天安門的自拍,照片里她笑得很開心。
今年6月初,夏蘭從浙江杭州的一家生產(chǎn)核酸檢測相關產(chǎn)品的醫(yī)療廠辭工回家,這是夏蘭待過時間最長的廠,待了近8個月。談及轉正,夏蘭稱,一是自己年紀太大了,二是當時一起來打工的老鄉(xiāng)都沒轉正,所以也沒有去廠里申請。6月份廠里處于淡季,于是和老鄉(xiāng)們一起打報告辭工回家了。
回家沒多久之后,夏蘭的部分工友開始在家里務農,而她又開始張羅去其他工價高的地方進廠。在來堅果廠之前,今年還去了浙江的月餅廠和福建莆田的鞋廠。
“廠里的事情做完了,老鄉(xiāng)們計劃下周回家,到時中介會提前聯(lián)系好回家的大巴車,我就和大家一起回去。還有一個月過年,剛好也要去收拾下家里,準備一些年貨,兩個孩子也快要放寒假了。”夏蘭說道。
明年夏蘭就51歲了,問及是否還要做一位“候鳥打工人”,夏蘭說,“我也不知道還有什么廠會要大齡工人,可能是工價會更低,但只要比家里收入高,我就還會出去。大概要等到孩子們都畢業(yè)了,我就安心在家不出去了。”
華仔:出去還是回家?
80后華仔一直在縣城的制鞋廠上班,但是今年廠里的效益太差,一個月3000元不到,對于年近40的華仔來說,根本不夠支撐家里開銷。華仔告訴第一財經(jīng)記者,家里兩個上中學的小孩,老婆在家里帶孩子,兼顧一下山上的農活兒,偶爾在鄉(xiāng)下做點零工,家里主要的開支還是靠自己在外務工。
2021年,華仔在縣城買了一套小三居,這幾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積蓄,現(xiàn)在每月的月供3000元。
今年8月份,華仔看到入賬的2800元工資,下定決心去外地務工。8月中旬,華仔經(jīng)勞務中介的介紹,以臨時工的身份,進入了深圳龍華某電子制造業(yè)大廠,工期三個月。
“事情很好做,全都是坐著上班,不累,但就是宿舍離上班的地方太遠,每天早上要走路40分鐘,并且是8人同住。”華仔說道。對于常年在家生活的華仔來說,擁擠的宿舍并不能讓他在下班后得到充分的休息。
22元/時,每天上班約10個小時,每周休息一天,每周輪一次夜班,每月收入超6000元。華仔對于整個收入比較滿意,但對于住宿條件和上班步行距離,一時很難適應。
10月份,華仔最終提了辭職。
華仔稱,年底縣城的鞋廠又接到了一批大訂單,鞋廠老板打來電話,讓我們這批老員工盡快去上班。我們那鞋廠是計件,有活兒干的話,一個月也能有5000多元。這是華仔提前回家的直接原因。
但這并不是華仔首次外出打工。華仔回憶稱,結婚前,在福建省福州市的制鞋廠打工5年,賺了娶老婆的錢就回家了,此后做點小生意、種果樹、打零工,一年的收入還可觀。
談及回家還是外出務工,華仔稱,“我肯定是想在家,但凡家里的收入能支撐我們小家庭的基本開銷,我都不會這么著急出來打工?,F(xiàn)在小孩正上中學,以后還要上大學,房貸也在還著,到處是用錢的地方,外出務工也是無奈的選擇。”
彥生:回家開廠
80后彥生初中沒讀完就在廣州務工,后面和服裝廠老板混熟,自己也當起了小老板。
在廣州開廠近十年,2017年,彥生決定在廣州十三行盤一個店鋪。他的產(chǎn)品主打女性產(chǎn)品,包括短袖、裙子、外套、長褲等。
據(jù)彥生介紹,那時工廠的銷路主要有三種,一是給一些外貿服裝品牌代工;二是給電商客戶供貨;三是給線下店鋪客戶供貨。
彼時的彥生看到了淘寶的客戶年銷售千萬的業(yè)績,也琢磨著開淘寶店鋪。投了一些錢之后,效果并不好,最終無疾而終。
在彥生廣州的三個工廠里,最高峰能有百余名工人同時趕貨。踩縫紉機的、挑線頭的、打版的、裁剪的……組成的幾條流水線開動起來熱鬧非凡。
彥生的妻子在廠里負責行政,兩個小孩一到寒暑假,也都從老家來了廠里,彥生的母親則主要負責帶兩個小孩。
“那時候計劃著,一是線下店鋪開起來,能夠更好地獲客;二是能夠把幾個電商平臺做起來,自己也做零售。”彥生說道。
最先失敗的是電商平臺。由于不熟悉運營規(guī)則,也沒有能力組建專門的電商團隊,彥生的幾個電商平臺在推了一波流量之后,效果一般,最終沒能堅持運營下去。
疫情開始之后,線下店鋪的生意慘淡,隨后也退租了。再后來工廠的訂單也受到影響。國內和國外訂單接連減少,再加上產(chǎn)品款式不夠時興,對新客源的吸引力不足,靠老本吃飯并不長久。
隨后,彥生廠里的一批做了好幾年的熟練工人也陸續(xù)離開了。
2022年初,彥生的工廠由三個已縮減至一個。到2022年中旬,彥生關停了最后一條生產(chǎn)線,把廣州所有的生產(chǎn)物料和十多年的生活物料全部搬運回了老家。
“目前手上還有幾個國內電商客戶,有一些小單還能做。但是廣州的房租太貴了,而且這些活兒根本不夠招工。”彥生說道。
這幾年的虧空,幾乎用完了彥生此前所有的積蓄?;丶议_廠,租廠房、置辦設備、招工,彥生無奈還和家里親戚借了一筆款才得以開展。
彥生說道,“和以前的工人還保持著聯(lián)系,有不少是老鄉(xiāng),這次回鄉(xiāng)辦廠,有兩個以前的工人回來了。我還期盼著有更多訂單回來,能夠留住他們。”
(應受訪者要求,阿偉、夏蘭、華仔、彥生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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