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以沖突、海灣戰(zhàn)爭、伊拉克戰(zhàn)爭、敘利亞內戰(zhàn)、“伊斯蘭國”……多年以來,中東地區(qū)始終在國際新聞“熱點”里占有一席之地。這塊土地何以如此命運多舛?昝濤所著的《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:歷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》,或許會給讀者一些啟示。
就像書名里的“歷史視野”顯示的那樣,作者講到了不少國人感覺有些陌生的“冷知識”。譬如,如今一說到伊斯蘭教內部對立,往往將伊朗作為“什葉派”的大本營。但書中就提到,伊斯蘭教傳入如今的伊朗地區(qū)已有1300多年歷史,而“什葉派”獨大則是公元16世紀之后的事情了。在此之前,波斯人大多信奉遜尼派伊斯蘭教。薩非王朝(1501-1736)建立后,立即“宣布將十二伊瑪目派尊為官方宗教,實行強制皈依的政策,并在錢幣上鑄上什葉派的口號”。其實薩非王朝治下并沒有多少非穆斯林居民,之所以這樣做,是因為在薩非王朝的東、西兩側,有著兩個信仰遜尼派的強國——(中亞的)烏茲別克汗國與奧斯曼土耳其。結果,“薩非王朝將什葉派宗教學者納入王朝的官方體系。官方的什葉派宗教學說則賦予了國王神圣的外衣,鞏固了國王的權力,并成為與烏茲別克人和奧斯曼人進行斗爭的意識形態(tài)武器”。
但本書并無意像菲利浦·希提的《阿拉伯通史》那樣,全面闡述中東的久遠歷史,而更多著眼于“伊斯蘭世界”對西歐勢力東漸的回應。甚至連“伊斯蘭世界”這個概念本身,也來自作為域外的西歐。就像書中所指出的,“‘伊斯蘭世界’已經是一個司空見慣的、被籠統(tǒng)使用的概念”。仔細想來,的確如此。在近代的歐洲,“穆斯林”與“(奧斯曼)土耳其人”這兩個概念幾乎畫上等號。但奧斯曼帝國的首都設在歐洲(伊斯坦布爾暨君士坦丁堡),轄下半數居民是基督徒,它的海軍、外交等也很倚重基督徒……這真的可以算作“伊斯蘭世界”嗎?若是以統(tǒng)治者的信仰劃界,更極端的情況就會出現在莫臥兒帝國(1526-1857)統(tǒng)治下的印度,將印度教徒人口占絕對優(yōu)勢的整個次大陸算作“伊斯蘭世界”,似乎更加荒謬了。
(資料圖)
于是,作者對“伊斯蘭世界”的來源進行了梳理。根據書中的描述,由于十字軍時代以來的政治對立,西方力圖塑造一個對立面,去確立歐洲的正面性。后世的“東方學家”也深受這個傳統(tǒng)的影響:歐洲無疑是正面的,不斷擴張的伊斯蘭就是其對立面。“‘伊斯蘭世界’是西方在長期面對伊斯蘭擴張的過程中創(chuàng)造出來的一個‘他者’。”既然如此,為什么現實中的整個世界都不憚使用這個“西方強加給全世界的定義和觀念”呢?這是因為,“從反抗者的角度來說,接受這個概念時,也會逐漸意識到其原有的負面內涵,從而作為反抗者來重新定義它,并賦予其正面的意義和屬性”,這樣“才能號召他們所想象的那個范圍廣闊的穆斯林共同體——也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去自強或反抗”。因此,“作為接受方的伊斯蘭主義者,也不是完全被動的,他們接納了這一被西方強加的概念標簽,又使其成為反西方意識形態(tài)的基礎”。
即便如此,接納他人創(chuàng)造的概念終究有幾絲悲哀。“中東”(這也是個基于西歐本位的概念)有著悠久的文明史,所謂“四大文明古國”倒有兩個在此(古埃及、古兩河流域),近世遭遇的衰弱與殖民,更是一種淤積在胸的傷痛,或者用《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:歷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》書中所用的概念,叫作“呼愁”。
這是土耳其出身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在《伊斯坦布爾:一座城市的記憶》所用的詞匯,以表述因“過去的榮耀和現實的灰暗”之間的強烈反差所造成的“一種介于肉體痛苦與悲傷憂慮之間的感覺”。帕慕克說“呼愁”是伊斯坦布爾的精神特質之一,這座城市曾經有過輝煌的過往(東羅馬的千年帝都),而如今它既失去了歷史上那種高度的榮耀,也失去了“本我”,但隨處可見歷史的遺跡和廢墟,又在提醒人們再也難以恢復的過去榮光。其實,在西方強勢籠罩下的現代“伊斯蘭世界”,又何嘗不能用這個最早出現在《古蘭經》里的詞來形容呢?
《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》一書將中東分為三大區(qū)域:阿拉伯世界、土耳其與伊朗(波斯)。這恰好也是當代中東人口最多的三大族群。同樣面對西歐崛起,強弱異位造成的“呼愁”,三者給出了不一樣的回答。
相比土耳其與伊朗,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是一個顯著的特征。而在作者看來,這倒反而是歷史的“常態(tài)”——中世紀阿拉伯人短暫君臨中東才是例外。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后,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北移到君士坦丁堡。“奧斯曼帝國對阿拉伯人也是分而治之的。西方人更不會再允許中東這個地緣位置如此重要的地區(qū)出現一個統(tǒng)一的阿拉伯-伊斯蘭國家。種種內外因素,使得處于中東核心地帶的阿拉伯社會至今仍然是碎片化的、分裂的,短期內,也看不到重構之可能。”
這樣一個碎片化的阿拉伯世界在21世紀初期進一步遭遇了挫折。書中引用了馬克思·韋伯的論斷,人類歷史中出現過的合法統(tǒng)治形式建立在三種基礎之上:理性(法律)的基礎、傳統(tǒng)的基礎與卡里斯馬(charisma)的基礎——對具有超凡魅力人物的服從。當代的阿拉伯國家盡管也在表面上有成文的法律與官僚體系,但實質仍舊停留在“卡里斯馬”的強人統(tǒng)治基礎上。當薩達姆(伊拉克)、穆巴拉克(埃及)這樣的強人倒臺后,國家只能陷入長期亂局。于是,在這些“曾經的阿拉伯強國相繼衰落之后,阿拉伯世界陷入碎片化與重重危機,阿拉伯民族所主導的中間板塊阿拉伯半島以及南部板塊北非,都處于下降狀態(tài)”。
因此,“冷戰(zhàn)后,從地區(qū)性大國博弈的角度來說,土耳其和伊朗各自構成一極”。這不免使人聯想到歷史上波斯薩非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競爭的時代。自面對西方崛起之挑戰(zhàn)起,圍繞如何實現復興與富強從而走出“呼愁”心態(tài),穆斯林精英大致有兩種思潮:一是西方化的世俗主義;二是不同形式的伊斯蘭主義。有趣的是,作為昔日兩大帝國的后繼者,當代的伊朗與土耳其在這兩種路線里恰是各擇其一。
談到伊朗,書中有個非常貼切的論斷:“在很多人眼中(大概是受到西方媒體的影響),伊朗被視為一個‘不正常國家’。”誠然,神權統(tǒng)治,似乎的確不太“正常”。但作者揭示了經歷“伊斯蘭革命”后的伊朗的另一面:它有選舉產生的議會、總統(tǒng),可在其之上還有“最高領袖”。最高領袖由專家會議選舉產生,專家會議可在領袖不稱職或失去擔任領袖的必要條件時廢黜領袖。反過來,專家會議所有候選人必須通過宗教考試,獲得保衛(wèi)者委員會批準,才有競選資格,而保衛(wèi)者委員會成員卻是由最高領袖任命的。從作者的這些描述看,這個互相制衡且復雜的政治體系的正常運轉本身就需要理性,而與“宗教狂熱”風馬牛不相及。用作者的話來說,“伊朗這種復雜的政治體制,恰恰是伊斯蘭主義與現代主義妥協(xié)的產物,體現出伊斯蘭主義政治對現代社會的一種調適”。
總而言之,“伊朗是被西方過度污名化了的國家。它在體制上的摸索和創(chuàng)新,尚未被充分嚴肅地對待和討論”——當然本書的相關討論也是淺嘗輒止,不能不說是件憾事。相比伊朗,書中關于土耳其的篇幅顯然多一些,這可能與作者自身的經歷有一定關系(土耳其中東技術大學“黑海-中亞中心”訪問學者、土耳其博斯普魯斯大學歷史系訪問研究員)。
如果說,伊朗的政體是伊斯蘭主義向現代主義妥協(xié)的話,土耳其恰好相反,是世俗主義在逐漸回歸伊斯蘭。“在凱末爾黨人看來,這世界上只有一種優(yōu)秀的文明,那就是當時的歐洲文明,土耳其人需要做的就是達到當時歐洲文明的高度。”
建國之初凱末爾主導的激進改革,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明治維新的時期的日本:土耳其人規(guī)定男人不能留胡子,要戴西式禮帽,日本同樣也規(guī)定男人不能留發(fā)髻,天皇也穿起了西服……但現在的情況又如何呢?日本在繼續(xù)西化,日語里用片假名直接拼寫的外來詞已經到了泛濫的地步,而土耳其似乎卻在走回頭路,回歸凱末爾曾經想極力抹去的“傳統(tǒng)”。
在這方面,前幾年有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,伊斯坦布爾的圣索菲亞博物館(原來是教堂,后來改成清真寺)又被埃爾多安當局改回了清真寺。此舉引來了很多批評,很多人認為,這是土耳其長期堅持的世俗主義的一大倒退。
但《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》給出了不一樣的見解。在作者眼中,“恢復清真寺的理由,應該主要不是來自宗教本身,因為有人計算過,伊斯坦布爾根本就不缺清真寺,圣索菲亞博物館對面的藍色清真寺根本沒有多少人去做禮拜”。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說,恢復清真寺代表的就是“征服者”穆罕默德二世所欲保留的那個歷史記憶,也就是土耳其/穆斯林相對于西方/基督徒的勝利(1453年滅亡東羅馬帝國)。對這種勝利的招魂和紀念,其實是埃爾多安服務當下土耳其國內的權力政治的精密算計。
但博物館改成清真寺本身,畢竟是伊斯蘭壓倒世俗主義的一個象征。以此看來,土耳其與伊朗正在似乎走向“殊途同歸”之路。就像作者所說,“土耳其歷史發(fā)展的結果是,世俗主義與伊斯蘭在現代主義面前達成妥協(xié),這是一條‘土耳其道路’”。這條路能不能安穩(wěn)地走下去呢?還不得而知。畢竟作者也承認“土耳其的困境在于,它的政治建立在一個價值分裂的社會之上”。但至少在如今這個時代,土耳其在中東大變局里可以算作一個成功者——“作為中東的北方板塊,土耳其和伊朗長期居于優(yōu)勢地位,尤其是土耳其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”。
“優(yōu)勢地位”這樣的描述,讓人想起了以色列的存在。書中對以色列著墨不多。當然,以色列不屬于“伊斯蘭世界”,其體量也不能與土耳其、伊朗相提并論,但不可否認它的確是中東地緣政治棋局里的一個重要棋手。更值得關注的是,以色列是一個建立在猶太教基礎上的世俗國家。為什么在阿拉伯世界,“各種世俗主義因其外來性而在當地難以‘接地氣’,從而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”,“從外面販賣來的各種濟世方案都被證明是無效的”,而以色列卻能做到這一點呢?這是《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》所引出的另一個話題了。
《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:歷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》
昝濤 著
中信出版集團·新思文化 2022年5月版
關于我們| 聯系方式| 版權聲明| 供稿服務| 友情鏈接
咕嚕網 www.ulq4xuwux.cn 版權所有,未經書面授權禁止使用
Copyright©2008-2020 By All Rights Reserved 皖ICP備2022009963號-10
聯系我們: 39 60 29 14 2@qq.com